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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族德性和民主发达?菲德尔·卡斯特罗

时间:2019-03-0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编者按: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离世,已是一周年,他的生前身后之事仍是街头巷尾议论热点。这位枭雄平素对早期革命经历颇为得意,但他第一次革命尝试就以投水逃亡告终,第一次真正的革命体验则是在哥伦比亚的混乱局势中砸烂了一台打字机。 作者潘沙,网易历史频道

  编者按: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离世,已是一周年,他的生前身后之事仍是街头巷尾议论热点。这位枭雄平素对早期革命经历颇为得意,但他第一次革命尝试就以投水逃亡告终,第一次真正的革命体验则是在哥伦比亚的混乱局势中砸烂了一台打字机。

  作者潘沙,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主攻西洋史与文化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民粹、暗杀、游击队、卡斯特罗的革命体验、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其实有着冥冥之中的联系。1948年4月9日,波哥大街头传来几声枪响,哥伦比亚民粹领袖、自由党候选人盖坦倒在血泊之中。没人能预料到,这一幕将为哥伦比亚带来十年暴力,留下至今难愈的游击队顽疾。人们也很难察觉到,这一瞬间改变了两位世界名人的人生轨迹,卡斯特罗与马尔克斯当年都在现场,只相隔几个街区,却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走,做出了不同选择。

  哥伦比亚曾是拉丁美洲政治典范,拥有着引以为傲的两党政治经验。然而,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背景下,经济衰退与美国干预成为噩梦,两党良性竞争的伪善面具被无情撕下,相互攻讦与嫁祸成了政坛主题。陷入水深火热的民众渴求一位魅力四射的领袖,带领他们脱离苦海,盖坦就成了许多人眼里的最佳人选。

  这位兼具演说家与实干家特质的强人原本是一名受人尊重的律师,他初登政治舞台就是由于调查1928年香蕉工人大屠杀,戳中了国家的痛点,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与同时代风靡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者相似,盖坦成功的秘诀就是把“人民”挂在嘴边。在街头演讲中,他经常喊出“人民比领袖更杰出”的口号,继而补充一句“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人民!” 在他演讲末尾,总会上演似曾相识的一幕:盖坦大喊“人民!”,追随者回应“武装起来!”于是,呐喊声响彻广场:“人民!”“走向民族道德和民主复兴!”“人民!”“赢取胜利!”“人民!”“打倒寡头!”……

  1948年泛美大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这是一个向世界与选民表达反美立场的良机,身为自由党热门候选人的盖坦自然不会错过。但死神在他激情演说之际悄然降临,人群中突然闪出刺客罗亚·谢拉,掏出左轮手枪近距离连开三枪,随后在尖叫声里又补了一枪。刺客被当场击毙,有人认定他受雇于保守党,也有人猜测他只是一个狂热的精神病人,多年后他还被怀疑是哥伦比亚员,但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可知。惊慌的人们将盖坦送上出租车,飞奔向附近医院,可惜为时已晚。

  盖坦的追随者在电台发出通告:“保守党政府是幕后真凶,开枪的是一个警察!”在本已动乱的时局下,流言往往更具杀伤力,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涌上街头,占领警察局,夺走枪械,洗劫沿途店铺,终于酿成震惊世界的暴乱。抗议持续了三天三夜,波哥大沦为火海,很多公共建筑变作焦土,数千人无辜丧生,哥伦比亚从此进入“十年暴乱”。

  哥伦比亚政府出动军队控制了城市的局面,保守党拥趸在羽翼庇护下展开反击,两年里双方竟有5万人伤亡。对于农村的反抗,政府更是鞭长莫及。盖坦之死成为导火索,引爆了各地的不满情绪,在零星暴动过后,1950年山区农民在自由党帮助下组建游击队,蔓延到全国16个省之中的11个,以灵活战术与政府军周旋。政府一度承诺“土地改革”,以换取游击队解甲归田,但却一再食言,加深了双方的敌意。1958年,哥伦比亚政府终于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游击队,此时距盖坦遇刺已有十年,超过20万人在这场拉锯战里死于非命。

  好景不长,1960年代游击队死灰复燃,并与贩毒集团纠缠在一起,成为了外界对哥伦比亚的刻板印象。至今,游击队仍是哥伦比亚挥之不去的阴影,政府屡次以政治承诺换取短暂和平,不过是剜肉补疮的权宜之计。

  盖坦倒在血泊之中,波哥大一片混乱,一个古巴青年涌入暴动的人群,尽情呼吸着革命的空气,多年后他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如同纪录片导演回忆得意之作,这个人就是卡斯特罗。

  令卡斯特罗出现在波哥大的,是泛美大会,仍是热血青年的他怀揣着一长列愿望清单而来:归还巴拿马运河、归还马尔维纳斯群岛、争取波多黎各独立、声讨多米尼加独裁……只不过,泛美大会并非实现左翼理想的舞台,况且卡斯特罗并不是古巴的正式代表。

  但他的热情打动了多数同龄的大学生,民意领袖盖坦也接见了卡斯特罗,他们聊得投机,还约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就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盘算着如何给盖坦留下好印象之时,刺杀不期而至,波哥大顿时成为人间地狱。目睹了为盖坦复仇的暴民打砸路边店铺,卡斯特罗怒不可遏,上前质问“为什么搞破坏”,却发觉单枪匹马难以阻挡暴力的洪流,于是转身加入了他们。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卡斯特罗第一次暴力革命经历,1947年他曾加入远征多米尼加行动,却因组织失当半路夭折,卡斯特罗投海逃脱,伙伴们却束手就擒。有了失败的教训,卡斯特罗在波哥大决心身先士卒,革命初体验很快到来,他在多年后如此回忆:我看到了一切,剧烈的骚动,没过5分钟,人们就开始投掷石块,闯进办公室。换句线分钟,消息就传播开来,人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就像转动一架大风车,刮起一阵旋风。先是占领一座办公室,砸毁所有东西。我到达一个公园,看到有人挥舞棍棒,力图砸碎一部打字机。我看到他费尽力气砸打字机,痛苦无奈,便对他说:“等等,不要绝望,给我。”我抓起机器,向上抛起,我在想办法帮助他……

  显然,砸打字机不足以抒发革命豪情,卡斯特罗很快找到了新动力,随人群冲击警察局。此时波哥大警察进退维谷,他们不愿与民众为敌,也不愿城市彻底失序。暴怒的民众涌入,警察选择不作为,卡斯特罗搜刮到一支催泪瓦斯枪和几条子弹后,大摇大摆走出仓库,身后的警官却在大喊“不要动我的靴子”。这荒诞的一幕给了卡斯特罗闹革命的勇气,他自封领袖,带着十几个连枪都不会扛的大学生直奔。

  然而,刚一遇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就不得不躲在长椅背后瑟瑟发抖,在零落的枪声里打消了向进攻的念头。夜幕降临,失去目标的卡斯特罗开始怀疑革命的正义性,也不时因来来往往的军队胆战心惊。最终,古巴使馆将他营救回来,伸出援手的正是未来总统巴蒂斯塔的老朋友。他们肯定不会料到,十年后正是这个莽撞的热血青年将巴蒂斯塔赶出了古巴。

  尽管目睹了暴乱又体验了恐惧,但卡斯特罗对这段革命经历津津乐道,在日后的采访里时常提起,在波哥大“堂吉诃德式的冒险”令他走上了革命之路。

  同一片血泊旁,热血青年卡斯特罗领悟了革命律动,文艺青年马尔克斯却感受了世事无常。

  当年的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攻读法学,但在文坛已经崭露头角。1948年初,在卡夫卡的影响之下,他已发表三篇小说,沉浸于自我构建的文学之梦。他有着出色的技巧与敏锐的观察,但依然走不出欧洲作家的窠臼。同多数文艺青年相似,他更逃不掉父亲的樊笼,犹豫几年也不敢弃法从文。

  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尔克斯要感谢盖坦之死,这场意外给了他重新选择的机会。当然,他定会先将波哥大的暴乱诅咒一番,多年后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马尔克斯回忆道:“我听到消息时正在吃午饭,我跑到事发地点,但盖坦已被出租车拉走,正被送进医院。在我返回宿舍的道上,人民已经占领街道,他们示威、抢商店、烧房子。我走进示威人群,就在那天下午和傍晚,我才意识到是在哪种国度里生活,我的短篇小说与这些几乎毫不相关。”

  在获得这些理性认识前,令马尔克斯痛心疾首的是,许多心血写成的书稿被街头抗议者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他最珍爱的手稿《电车上法翁的故事》。马尔克斯望着公寓的浓烟,失魂落魄地呆立路边,好友比亚尔·博尔达诧异地关切:“真不知道,你还是一个盖坦主义者!”马尔克斯带着哭腔答道:“怎么可能?只是因为我的小说烧了!”

  在波哥大余烬未灭的断壁残垣中间,马尔克斯想起了外祖父的抱怨:“在哥伦比亚搞政治的,没一个好东西!”他趁机逃离这座政治痕迹太深的城市,迁往卡塔赫纳,随即又搬往满是旧日记忆的巴兰基亚。在卡塔赫纳,他偶遇了终身相伴的文坛朋友;在巴兰基亚,他重归加勒比文化,正式踏上了文学之路。在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时代,他完成了在生涯早期举足轻重的《枯枝败叶》,这部小说不可与《百年孤独》同日而语,却印刻着作家最迷茫的人生思索。他日后回忆这段岁月时说道:“我有了那种虚假的印象,以为我正在把自己隐藏在这种乡愁的背后,而不是面对正在发生的政治性的东西。”这种对于旧日乡愁与现实政治的挣扎,构成了马尔克斯创作的基调,直到《百年孤独》将其推向巅峰。

  有趣的是,艺术家都是天生的,当马尔克斯功成名就之后,他终于摆脱了波哥大事件的阴影,在暮年重新向左转,这也使得他能够与同样见证盖坦之死的卡斯特罗把酒言欢。1996年,70岁的卡斯特罗在一次宴会上遇到69岁的马尔克斯。一如往常,古巴领袖在宾客簇拥下追忆起在哥伦比亚的峥嵘岁月,猛然间问起早已斩获诺贝尔奖的文豪:“当年的波哥大事件爆发时,你在做什么?”马尔克斯略一思索:“我就是那个砸打字机的人!”

  施诺卡尔、塔维奥:《古巴雄狮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斯塔文斯:《他创造了百年孤独》,现代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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